流亡作家马建︰六四搁在那里,怎幺就变成了历史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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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亡作家马建︰六四搁在那里,怎幺就变成了历史?
(洪昊贤摄)

酒店的玻璃茶几上放着一张纸,上面是刘霞写给刘晓波的《无题》——马建应该刚读完不久。曾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一切发生,当时的马建带着相机,採访过刘晓波、学生领袖与当时的参与者等人。一九八六年移居香港,后来陆续出版过《拉麵者》与《北京植物人》等以六四为题的小说。六四发生后的第二十九年,远居英国的流亡作家马建仍然无法相信︰当年活生生的现实,现在竟然成为了历史。


在南丫岛的铁皮屋写作

马建上一次回来香港大概是四年前的文学节。不过,九七年移居德国前,他在香港住了长达十年,期间出版了《思惑》、《拉麵者》等多本作品,亦曾创办过新世纪出版社和《文艺报》月刊。一九八六年,马建带着对自由社会的嚮往来到香港,当时住过的笼屋始终给他难忘的经验。「有记者来访问我,都很惊讶我住在这里。每个人的空间就靠一块布遮着,在这种空间里生活,你连放个屁都要小心,别人的呼噜和梦话都听得很清楚。」马建说,在香港写作必须面对的问题是︰你得找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安静下来思考。


为了寻找更合适的写作环境,马建后来搬到南丫岛。「这里能够让你彻底安静下来,早晨可以带一条狗,到洪圣爷沙滩走一走,然后回来写小说。不像香港岛那样匆匆忙忙,到处都是汽车,红绿灯,也不知道人的位置在哪里。」马建忆述当时住在南丫岛的铁皮屋,下午两三点热到几乎要趴着写作,或者要放两杯凉水,而且夏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蚊子:「几乎咬得你走投无路。」


比起警察查办,热天气和蚊子可能更可爱一点。「在中国写作的最大压力就是要面对警察,他们会敲你门进来。所以几乎所有写作都是地下写作。」马建的画室曾遭到破坏,一度决定终生不再画画,「我厌恶他人把我的美感破坏,所以当时才开始写文字。」曾居留十年,当时的香港对他而言仍然是自由港湾。「当时很多人都偷渡到香港,在这里能获得的唯一东西就是自由了。企业家甚至老百姓可能跟自由都没有关係,但对作家而言自由最重要,没有甚幺比写作更需要自由了。」


肉体活着的人 记忆却被拿走

二零零九年出版的《北京植物人》(台版译名为《肉之土》,二零零八年出版),曾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,作品引起很大争议——当然无法在中国出版。小说内容讲一个参与了六四的大学生戴伟因伤变成植物人,十年后苏醒的戴伟,却发现身边的人已经将六四遗忘,故事来源自马建的真实经历︰「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号,我的哥哥摔成植物人,我去青岛陪着他,在此之前,他还劝我离开广场。我的哥哥是很重要的角色,他的肉体像坟墓,把自己埋在里面。你会发现躲在肉体的人,恰恰保留了记忆。肉体活着的人,记忆却被拿走。」写作《北京植物人》的目的并非想要完整记录历史,于马建而言,他想做的是以文学将历史激活。


戴伟从昏迷到醒来的十年,正是中国社会急速演变的过程。植物人以身体为堡垒,保留着记忆与精神,却又要面对种种巨大的落差︰六四的记忆仍旧鲜活如昨,但公义却已无人问津。醒来以后,肉身反而变成牢笼。「小说写的都是失败的人,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。」变成植物人的戴伟、被逼害的母亲甚至身边失去记忆的同学和朋友,在小说虚构的未来中没有一个人能心安理得地过下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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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望甚至绝望都是引发创作的楔机。马建擅写荒诞,时常被定义为先锋,对他而言,悲剧有精神力量。「在文学写作里,人的遭遇可能很惨,让人感觉到无出路。不过,每个人都能体验到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后果,知道这种悲剧在社会是不该出现的。」《北京植物人》的最后,戴伟与母亲以肉身抵挡推土机的惨烈画面与历史画面重叠,令人心有余悸。马建说无论失败还是失望,阅读与写作能提供的是精神上的安慰。「没这个功能,写作就根本不存在。」


提到近年的香港社会,马建形容香港一直是个卡夫卡式的荒诞社会:「人物跟时代的矛盾,政治跟商业的矛盾,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」他形容香港「连空气都是政治」,在香港写作很难迴避政治:「作为作家,你有观察社会的能力,有两只翅膀才能飞起来。一个是政治评论,另一个是文学写作。你不可能不介入社会,因为你的读者都在社会上。」马建说如果只在意于纯文学上建立另一个乐园,写作空间只会愈来愈少。儘管多数被定义为「流亡作家」或「旅英作家」,但在身份认同上,马建认为自己亦算是「香港作家」。「香港是我写作最多的地方。」他提到香港文学的概念也许应该更包容一点,为「流亡作家」留下位置。


下一代在承受上一代的麻木

六十四岁的马建也在面对肉体衰亡的事实。「这次本来想去爬一爬狮子山,结果没有去,估计自己已经老了,对行动的热情也减低了。」比起肉体衰亡,遗忘和不作为可能更可怕。「明年就是三十周年,我最大的遗憾是,它(六四)搁在那里,怎幺就变成了历史?它还是活生生的在脑子里。」马建说上一代人欠缺了甚幺,责任就会落在下一代人,他们只能承受麻木的后果。「因为六四不变,才导致了今天的社会政治。社会的矛盾都是从六四开始,这问题不解决,中国的问题也无办法解决。」


马建不甘于只透过文字参与。六四二十五周年,马建在马克思位于伦敦的墓地上披上血旗。「作家在文学、哲学上获得思想,凭甚幺不能用身体做作品。行为的艺术,写作的艺术,你都要具备。」六四二十八周年,他又再去德国柏林的马克思雕像上用四面国旗包起来。那天很大雨,马建在流动雨水中喷上「二十八周年,六四」,「喷上去的字很快就流走了,没办法,就这样流走了,那是我当时的心情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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